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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在礼乐崩坏的背景下,诗系文体逐渐与礼乐剥离,自觉的文人诗创作成为可能,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不歌而诵的辞赋,作为纯文学的诗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早期的诗以四言为主,在脱离礼乐之后,句式也不再受到束缚,既有延续四言体的《橘颂》《李(桐)颂》以及荀子赋,也有句式更为多样化的楚歌以及见于《荀子》和睡虎地秦简的成相体,甚至已有五言诗等诗体的萌芽(12)。《汉书艺文志》云:春秋之后,周道寖坏,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,学《诗》之士逸在布衣,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,皆作赋以风,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(13)谓辞赋之作,盖由于诗之没落。楚辞以兮和其他虚词将四言体中的二言、三言、四言、五言等基本词组连缀成长句,提炼成三种基本节奏音组(14),从而完成了由诗到楚辞的转型。但脱胎自诗的楚辞仍留有诗乐的尾巴,如其乱辞本是乐曲体制的构成。上博简所见《桐颂》《有皇将起》《鹠鷅》《兰赋》属于楚辞或赋,此类文本在安大简中也有发现(15),当时辞赋的流行情况超乎我们的旧有认识。这些楚辞类文本呈现了屈原时代甚至前屈原时代辞赋的早期面貌(16),既可窥及楚辞、赋体的祖源,也可以梳理出它们与《诗经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,弥足珍贵。上博简、清华简、马王堆帛书所见诸多黄老著述,基本上是韵文(17),同样对赋体有重要启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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